消费及投资需求仍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一是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主体结构的变化以及消费选择空间的扩大,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各国消费变化的规律显示，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将普遍增长，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在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尤其迅速。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消费需求增长的新空间巨大。以汽车需求为例：2014年，中国每千人拥有106辆汽车。这一水平比美国的800辆少694辆，比德国的620辆少514辆，甚至比韩国的340辆还少234辆。若以韩国作为标杆，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还有两倍的增长空间。另外，1980年以后出生的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导力量，其消费倾向明显高于1980年之前出生的城乡居民。根据阿里研究院和波士顿咨询的研究，从上层中产阶层的情况来看，与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相比，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消费支出要高出40%。还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也扩大了消费选择的空间范围。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2015年“双十一”当日天猫成交额突破912亿元，较上年增长近60%。正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物流技术的现代化，使这种巨量消费成为可能。
二是资本的进一步深化将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所谓资本深化，就是人均资本存量不断扩大的过程。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最新国别比较数据，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11年中国劳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5，只有日本的1/4。这足以说明中国投资增长的空间十分巨大。城镇化的推进将释放大量的投资需求。中国城镇化水平虽然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城市间、城市内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地下管网建设、城市环境整治、旧城改造等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拉动大量的投资需求。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加快，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展。这些都将对新的机器设备产生大量需求。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蕴藏着大量的投资增长潜力。一方面，提高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和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将形成很大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因发展的不平衡而引致的产业转移也会催生大量的投资新需求。
供给侧将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强大推动力
一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既存在较大空间，也有坚实的基础。技术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的附加值率。反过来说，产业的附加值率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技术水平。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只有20%左右，而德国、日本、美国则达到32%、34%和35%，分别比中国高12个、14个和15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中国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追赶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中国已是研发投入第二大国，目前正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和相关战略的实施，各类创新成果将不断涌现。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力资本也在快速积累。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年度高校毕业生最多的国家。2015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已达到750万左右，超过很多欧洲国家人口总数。中国高素质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有助于拓展中国的技术前沿，并有助于把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储蓄率仍处在高位，资本积累能力仍然很强。无论是从率先实现追赶的日本看，还是从后起之秀的亚洲四小龙看，高储蓄率都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过去30多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平均达到42.1%，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9倍。近年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更是达到了50%左右。这种高储蓄率既受益于中国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也受益于崇尚节俭的文化传统。未来中国的人口将呈现老龄化趋势，但中国崇尚节俭的文化传统不会在短期内变化。综合判断，中国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储蓄率，为资本积累创造必要的基础。
经济的潜在空间变为现实增长具备良好条件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将为经济增长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中国正在开展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有些改革的效果要在长期内实现，有些领域的改革效果则会立竿见影，而部分前期改革的进一步落实也会在当期见效。例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放宽部分行业准入门槛，打破市场垄断，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深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使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让利，将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取消50%的政府审批事项、76%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基础上，继续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将会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好的前提，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加大力度的空间。2015年，全国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700亿元，但赤字率约为2.3%，与主要经济体的赤字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预留了较大的操作空间。提高财政赤字率有助于扩大需求，而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除了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还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此外，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还可能进一步放大。随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以及各类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推广，财政资金将能更好地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把潜在的投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投资需求。
第三，货币金融政策操作空间和灵活性仍然较大。一是利率仍有下调空间。与发达国家长期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同，中国存贷款利率尤其是贷款利率尚处于高位（当前半年期贷款利率为4.35%），2016年仍然可以通过一定幅度的降息满足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二是流动性管理工具充足。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15%以上，央行运用抵押补充贷款、中期借贷便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经验日渐丰富，通过“降准”以及多种工具组合释放流动性，以及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信贷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空间较大。三是中国外汇储备仍维持较高水平。虽然经历了近期汇率的调整，但中国仍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15年末外汇储备余额高达3.3万亿美元，保持着较高的金融市场波动应对能力。这有助于防止汇率大幅波动，稳定投资者预期。
第四，运用产业政策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较大。虽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在理论研究中尚存争议，但在真实运行的经济中，产业政策不是有没有效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更有效的问题。这正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准”的深意。通过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可以引导资源要素配置到更高效率的部门。当前，产业政策的一个重点是处置好“僵尸企业”。政府可以引导市场主体实施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将原本在低效率部门的要素资源重组整合到高效率部门。这不仅能够支持困难行业加快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还能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扩大有效供给。
第五，民生政策的有效落实有利于扩大需求。一是中国有相当规模的存量财政资金可用于扶贫、社会保障、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民生领域。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结转结余资金较多，只要采取全面清理、优化结构、加强督查等措施，就能激活这些资金，把它们用于保民生、补短板、增后劲。二是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去库存有助于促进住房消费，带动投资需求增长。2015年棚户区改造开工580万套，2016年将新安排600万套棚户区改造任务。通过棚户区改造过程中的货币化安置和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有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盘活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形成新的房地产投资需求。
第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更高效地配置资源要素。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加速融合的今天，中央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2016年，中国将按照“十三五”规划的部署，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更广阔的国际空间谋划和配置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特别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目前中国已设立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个自贸试验区，推广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验，将进一步提高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程度，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二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竞争力强的产业的优势。通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优势产业，通过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可以使中国优势产业的生产潜力得到更进一步的释放，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第七，“双创”战略的深入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一年，在一系列“双创”政策的支持下，社会的创造活力被充分地激发。2015年，新注册企业443万个，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有所提高。2016年，中国还将在科技创新、企业设立、信用担保、创业投资等方面采用更有力的措施，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有利于增加有效投资、创造有效供给和引领消费需求。
综上所述，中国有条件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除了要实施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外，也需要坚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建立在客观认识发展条件、理性分析发展前景基础上的良好的预期，对稳定经济增长能起到正面作用。2016年，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满怀信心，集中精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积极、稳妥、扎实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